摘要：翻译与历史之间有许多共性。新历史主义翻译观强调以权力话语为核心，通过“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相互参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它揭露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非历史倾向，并给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赋予了一种历史视角。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翻译研究；文本性；历史性 关于翻译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本雅明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但后世的学者对此却很少关注。近年来在西方学界出现了翻译研究和历史学合流的趋势，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开辟了“翻译与历史学”专栏发表相关研究的论文。较早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翻译的著作有尼南贾娜(T.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它以印度的殖民史为例论述了历史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近年来的历史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从跨越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出发的。迄今为止，在我国从新历史主义探讨翻译研究的论文，只有朱安博发表在《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的《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该文主要论述了后殖民翻译观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其实，新历史主义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远远不止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它还给解构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诸多理论研究赋予了一种“历史视角”。一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哲学研究受历史学的影响，摆脱了形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批评实践，发生历史转向，并逐渐形成了新历史主义。到80年代，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鲁斯(L.Mon-trose)、海登・怀特(H.White)等为代表，通过历史转向从后结构主义起步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哲学理论体系。新历史主义质疑传统历史学的“客观精神”，将历史作为一种可以阐释的文本，注重主体对历史的解读，发现历史存在诸多“真意”，并不将历史看成与现实无涉的文本。新历史主义使人们注重翻译与权力话语的联系，因为历史与翻译的丰富内涵皆与权力话语相关。米歇尔・福柯(M.Foucault)的权力话语对新历史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作为社会实践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权力创造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对抗、认同、化解和颠覆等复杂关系。权力话语使人们认识到文本、文学、乃至历史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翻译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实践”，因为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于是，翻译研究摆脱了传统翻译观的非历史倾向，不再把翻译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再现”，转而关注翻译的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新历史主义不但质疑历史的客观性，也质疑翻译的客观性，“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参照点，以此可以阐明新历史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二 翻译研究与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给翻译研究的启发是，它告诉人们如何透过翻译看历史：历史在翻译中是如何表述的，翻译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新历史主义首先用历史的文本性发现了殖民史与翻译之间的“共谋”，为后殖民主义的翻译批评提供了话语源泉。西方历史学深受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影响：认为历史运动有一种形而上的规律，黑格尔用“世界精神”来表示这一规律。东方主义对非西方历史的“翻译”是建立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学之上的，它把文化分成不同等级，把东方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儿童时期”(历史的低级阶段)。在黑格尔看来，东方文明因缺乏一种“世界精神”，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东方主义的翻译与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一样，都极力丑化非西方文化殖民前的历史。东方主义把非洲殖民前的过去贬斥为“野蛮”的历史、把印度殖民前的历史贬斥为“专制的历史”。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Jones)在18世纪末翻译的《沙恭达罗》和《摩奴法论》里，琼斯所构建出来的印度人都是“一副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的样子，整个民族无法品尝自由的果实，却期盼被专制独裁所统治”。东方主义在翻译中把非西方文化落后的一面加以本质化，凭借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完成了对殖民主体的建构。从表面上来看，东方主义的翻译表现了历史的“本原”，但这种“本原”实际上是由翻译所构建的。东方主义的翻译不仅极力贬斥非西方文化的历史，甚至不承认非西方文化有“历史”。1990年4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的《递送新闻》(Courier)月刊中，其中有一篇涉及墨西哥民族史的文章出现了“翻译丑闻”，与西班牙语版本对照，英文译本明显故意贬低墨西哥土著民的历史：“antiguos mexicanos”(古墨西哥人)被篡改为“印地安人”，割断墨西哥与西班牙的历史联系；“sabios”(智者)被篡改为“圣者”，说明土著民缺乏欧洲所推崇的理性主义传统；“testimonias”(证言)被篡改为“文字记载”，把欧洲文学置于土著民的口语传统之上。“历史的文本性”说明，文本并不能客观地反映外在的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的选择过程进行文本建构。东方主义的翻译证实了文本对历史的建构，使人们发现“翻译范式之中隐藏着一种历史范式”。后殖民理论由此受到启发，为了抵抗东方主义的历史观与翻译的“共谋”，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印度学者自19世纪开始便发起“重译”，通过发掘印度文化“辉煌的过去”，找到一段“抵抗史”；改写殖民主义的东方形象，即把原来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的、无知的和迷信的刻板文化，改写为具有深刻的宗教底蕴和博大精深的传统印度文化。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东方主义的历史学可以发现翻译的“第二种传统”：一段抵抗的历史，尼南贾娜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反思或内省”，而“这痛苦的回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伤痛”。尼南贾娜是要提醒人们：殖民时代虽然已经结束，当今的翻译要走出殖民主义的历史阴影必须采取抵抗的翻译范式，这种抵抗式翻译也意味着新的历史范式。 新历史主义还通过妇女史与翻译之间的联系，给女性主义译论赋予了历史维度。女性主义历史学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男性的历史”(his－story)，女性被父权话语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历史即使偶然写到女性，多数是以情妇或性丑闻的角色出现。1976年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义的翻译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剧中有一句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话：“Ce soir，J'entre dans I'histoire sans relever ma jupe”。男性译者大卫・埃里斯将这句话直译为“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今晚，我不撩起裙子就进入历史)。原文的深层含义是：女性如果不以色相面对男性权贵就很难进入历史。女性主义译者Landa Ga-
borian觉得埃里斯的翻译不足以表现女性在历史上被男性长期压迫的气愤，于是改译为：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up my legs，(今晚，我不叉开双腿就进入历史。)原文的“不撩裙子”在译文中成了“不叉开双腿”，这里的翻译成了一种历史批判，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女性被历史遗忘的现实。女性主义还意识到历史上许多女性的作品不仅很少被翻译过，即使那些被翻译的作品，也遭到“父权翻译”肆无忌惮的删改。如西蒙・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的Le deuxieme sexe(1949)于1952年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并进入1953年春季最畅销书排行榜，但至少有1／10以上的内容被删掉，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上成功女性的事例，有78位成功女性(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和诗人等)的姓名和事迹被删去。为了让女性在历史上“显形”，女性主义翻译提倡通过“重写”对女性的角色重新界定，对男性的“客观历史”提出了挑战。例如对16世纪的墨西哥女性La Malinche的翻译，她在传统历史中被刻画为妓女和叛徒，因为她与西班牙殖民者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性关系导致国家灭亡。女性主义的翻译把她刻画成正面人物：她的努力避免了流血战争并推翻了恐怖的旧王朝。女性主义翻译对历史文本的“重写”说明：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中立的或具有普遍意义，也没有绝对的“原著”，任何文本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对文本每一次翻译都增加了新的含义，使文本符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话语环境。女性主义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弗洛图总结并大力推广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只有在翻译中对文本进行操众性改写，才能让女性在文本显现，并最终在历史中显形，因为“文本是历史事件的镜像”。 三 翻译研究与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则是通过历史的镜像来告诉我们如何去理解翻译的：一方面透过历史探讨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探讨译作在目标文化中的生成与接受。传统译论常假定了原作对译作的中心地位，将译作置于边缘地位。从生物意义上来看，译作的生命必须依赖原作而得以存在，因为译文总是产生于原文之后，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摹本”。本雅明很早就从文本的历史性质疑这种贬低译作观点，他认为生命的范围并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译作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它作为“自然的存在”，而是取决于它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新历史主义以此颠覆了原作对译作的权威，为解构主义消解原作中心论提供了历史视角。传统历史学声称历史就是“过去的永恒形象”，然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历史只存在于文本之中，绝对的历史“本原”是不存在的。新历史主义还打破传统历史主义的线性历史，强调历史的“断裂”和“不连续性”。揭示了历史解读的多样性。“断裂”说明译作的生命并非原作生命的延续，而是原作“后起的生命”，它不仅宣告了原作生命的终结，也宣告了译作生命的开始。所以，本雅明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只是一种“自然的关联”，文本的生命并不局限于生物意义的生命，而应该通过历史来理解生命内涵。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展示出一种“声名”，就在于它能够延续这种历史意义的生命㈣。所以，作品要成为传世不朽的名著，就必须不断地被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广泛的流传。 其次“文本的历史性”还给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找到了历史向度。“文本的历史性”说明译作与原作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节奏”，所以韦努蒂认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完全相同，它要经历一个不可避免的“去历史化”过程。结构主义那种客观的翻译观也是可疑的。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谁也不能成为超越历史的文本“本原”。尽管译者的意图是追求翻译的客观性，但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原文，“导致原文和译文之间缺乏连续性，甚至导致译文本身也缺乏连续性”。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历史化”的翻译，而归化则是一种“去历史化”的翻译。异化翻译可作为一种回归历史的翻译“伦理”抵抗归化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和历史一样都是对“过去”的“部分表述”，并对“现在”产生影响。文本的历史性揭示了传统历史学的“目的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矛盾：历史既要进入“现在”又要回归“过去”的矛盾说明了客观历史的虚伪性。那么，就翻译而言，绝对的确定性只能是一种理想，翻译要体现其确定性就必须回到“异域的”过去，并尽可能避免“本土的”现在的影响。因此“翻译只有在异化的情况下”，“历史化才能得以实现”。“文本的历史性”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历史学的视角。韦努蒂提倡运用阿尔都塞(L.Ahhusser)的“症状阅读”进行翻译批评，即将译本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把翻译实践与它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而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单纯运用“忠实”、“等值”等范畴进行“非历史”的批评，因为“非历史”的批评容易产生“时代错位”。症状阅读在翻译批评中是一种历史化阅读，因为它可以厘清“异域的”过去和“本土的”现在之间的差异。 再次，文本的历史性还为文学作品的改译和复译以及经典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文本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不仅要关注“过去”还要进入“现在”，那么，翻译也必须针对现在的历史情境，因而译者有权对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改写”。所以，从新历史主义来看，文学作品的复译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文本的历史性说明文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而且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各个层次打上历史的标记。所以，复译肩负着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超越，使来自异域的文本在新的时空里得以完善和继续；原来的译本可能由于时代的变迁，无法满足当代读者的审美期待，译者有必要对原来的译本进行重译，复译给文本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生命力。比如《格勒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复译，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林纾在序言中指明这是英国的讽刺之作，因主人公“痛斥英国而卒兴”，故希望译文能对列强侵略的中国也发挥相似的作用。但当今的译本考虑更多的是读者的特殊性和审美期待，《格勒佛游记》大多被作为儿童文学列入中学生课外书目。新历史主义还强调历史性赋予了文本丰富的内涵，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所以阿皮亚(Appiah)提倡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采取“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厚重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通过大量的引文和注释把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中”，让读者充分了解文本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阿皮亚认为美国学术界应对第三世界的经典文本采取厚重翻译，这样可以打破美国人狭隘的民族视野，改变西方文化优势论。 结束语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互为参照，可以对一系列翻译理论问题做出新的阐释：1、翻译哲学：突破了结构主义翻译研究的非历史倾向；2、翻译标准：没有规定性的翻译标准，它随历史语境的转变而变化；3、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翻译也有一定的创造性；4、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强调文本的“断裂”，消解原作的绝对权威。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学视角；2、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3、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新历史主义吸收了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等多种理论的精髓。但是新历史主义翻译观也有局限性：首先，它本身缺乏明确的指涉而不能充分融合各种理论，不能像女性主义那样形成旗帜鲜明的翻译流派；其次，它并非一种辩证的历史观，过分注重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否认翻译的客观性。总的来看，新历史主义发现了翻译与历史的共性，使翻译研究与历史研究可以互为镜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责任编辑 鄢 然
摘要：翻译与历史之间有许多共性。新历史主义翻译观强调以权力话语为核心，通过“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相互参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它揭露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非历史倾向，并给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赋予了一种历史视角。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翻译研究；文本性；历史性 关于翻译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本雅明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但后世的学者对此却很少关注。近年来在西方学界出现了翻译研究和历史学合流的趋势，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开辟了“翻译与历史学”专栏发表相关研究的论文。较早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翻译的著作有尼南贾娜(T.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它以印度的殖民史为例论述了历史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近年来的历史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从跨越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出发的。迄今为止，在我国从新历史主义探讨翻译研究的论文，只有朱安博发表在《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的《翻译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该文主要论述了后殖民翻译观中的新历史主义话语。其实，新历史主义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远远不止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它还给解构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诸多理论研究赋予了一种“历史视角”。一新历史主义与翻译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哲学研究受历史学的影响，摆脱了形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批评实践，发生历史转向，并逐渐形成了新历史主义。到80年代，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鲁斯(L.Mon-trose)、海登・怀特(H.White)等为代表，通过历史转向从后结构主义起步发展为一种新型的哲学理论体系。新历史主义质疑传统历史学的“客观精神”，将历史作为一种可以阐释的文本，注重主体对历史的解读，发现历史存在诸多“真意”，并不将历史看成与现实无涉的文本。新历史主义使人们注重翻译与权力话语的联系，因为历史与翻译的丰富内涵皆与权力话语相关。米歇尔・福柯(M.Foucault)的权力话语对新历史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话语即权力”，权力作为社会实践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权力创造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对抗、认同、化解和颠覆等复杂关系。权力话语使人们认识到文本、文学、乃至历史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翻译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实践”，因为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于是，翻译研究摆脱了传统翻译观的非历史倾向，不再把翻译视为一种价值无涉的“再现”，转而关注翻译的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新历史主义不但质疑历史的客观性，也质疑翻译的客观性，“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参照点，以此可以阐明新历史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二 翻译研究与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给翻译研究的启发是，它告诉人们如何透过翻译看历史：历史在翻译中是如何表述的，翻译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新历史主义首先用历史的文本性发现了殖民史与翻译之间的“共谋”，为后殖民主义的翻译批评提供了话语源泉。西方历史学深受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影响：认为历史运动有一种形而上的规律，黑格尔用“世界精神”来表示这一规律。东方主义对非西方历史的“翻译”是建立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学之上的，它把文化分成不同等级，把东方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儿童时期”(历史的低级阶段)。在黑格尔看来，东方文明因缺乏一种“世界精神”，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东方主义的翻译与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一样，都极力丑化非西方文化殖民前的历史。东方主义把非洲殖民前的过去贬斥为“野蛮”的历史、把印度殖民前的历史贬斥为“专制的历史”。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Jones)在18世纪末翻译的《沙恭达罗》和《摩奴法论》里，琼斯所构建出来的印度人都是“一副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的样子，整个民族无法品尝自由的果实，却期盼被专制独裁所统治”。东方主义在翻译中把非西方文化落后的一面加以本质化，凭借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完成了对殖民主体的建构。从表面上来看，东方主义的翻译表现了历史的“本原”，但这种“本原”实际上是由翻译所构建的。东方主义的翻译不仅极力贬斥非西方文化的历史，甚至不承认非西方文化有“历史”。1990年4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的《递送新闻》(Courier)月刊中，其中有一篇涉及墨西哥民族史的文章出现了“翻译丑闻”，与西班牙语版本对照，英文译本明显故意贬低墨西哥土著民的历史：“antiguos mexicanos”(古墨西哥人)被篡改为“印地安人”，割断墨西哥与西班牙的历史联系；“sabios”(智者)被篡改为“圣者”，说明土著民缺乏欧洲所推崇的理性主义传统；“testimonias”(证言)被篡改为“文字记载”，把欧洲文学置于土著民的口语传统之上。“历史的文本性”说明，文本并不能客观地反映外在的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的选择过程进行文本建构。东方主义的翻译证实了文本对历史的建构，使人们发现“翻译范式之中隐藏着一种历史范式”。后殖民理论由此受到启发，为了抵抗东方主义的历史观与翻译的“共谋”，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印度学者自19世纪开始便发起“重译”，通过发掘印度文化“辉煌的过去”，找到一段“抵抗史”；改写殖民主义的东方形象，即把原来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的、无知的和迷信的刻板文化，改写为具有深刻的宗教底蕴和博大精深的传统印度文化。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东方主义的历史学可以发现翻译的“第二种传统”：一段抵抗的历史，尼南贾娜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反思或内省”，而“这痛苦的回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伤痛”。尼南贾娜是要提醒人们：殖民时代虽然已经结束，当今的翻译要走出殖民主义的历史阴影必须采取抵抗的翻译范式，这种抵抗式翻译也意味着新的历史范式。 新历史主义还通过妇女史与翻译之间的联系，给女性主义译论赋予了历史维度。女性主义历史学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男性的历史”(his－story)，女性被父权话语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历史即使偶然写到女性，多数是以情妇或性丑闻的角色出现。1976年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义的翻译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剧中有一句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话：“Ce soir，J'entre dans I'histoire sans relever ma jupe”。男性译者大卫・埃里斯将这句话直译为“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今晚，我不撩起裙子就进入历史)。原文的深层含义是：女性如果不以色相面对男性权贵就很难进入历史。女性主义译者Landa Ga-
borian觉得埃里斯的翻译不足以表现女性在历史上被男性长期压迫的气愤，于是改译为：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up my legs，(今晚，我不叉开双腿就进入历史。)原文的“不撩裙子”在译文中成了“不叉开双腿”，这里的翻译成了一种历史批判，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女性被历史遗忘的现实。女性主义还意识到历史上许多女性的作品不仅很少被翻译过，即使那些被翻译的作品，也遭到“父权翻译”肆无忌惮的删改。如西蒙・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的Le deuxieme sexe(1949)于1952年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并进入1953年春季最畅销书排行榜，但至少有1／10以上的内容被删掉，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上成功女性的事例，有78位成功女性(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和诗人等)的姓名和事迹被删去。为了让女性在历史上“显形”，女性主义翻译提倡通过“重写”对女性的角色重新界定，对男性的“客观历史”提出了挑战。例如对16世纪的墨西哥女性La Malinche的翻译，她在传统历史中被刻画为妓女和叛徒，因为她与西班牙殖民者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性关系导致国家灭亡。女性主义的翻译把她刻画成正面人物：她的努力避免了流血战争并推翻了恐怖的旧王朝。女性主义翻译对历史文本的“重写”说明：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中立的或具有普遍意义，也没有绝对的“原著”，任何文本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对文本每一次翻译都增加了新的含义，使文本符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话语环境。女性主义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弗洛图总结并大力推广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劫持”，只有在翻译中对文本进行操众性改写，才能让女性在文本显现，并最终在历史中显形，因为“文本是历史事件的镜像”。 三 翻译研究与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则是通过历史的镜像来告诉我们如何去理解翻译的：一方面透过历史探讨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探讨译作在目标文化中的生成与接受。传统译论常假定了原作对译作的中心地位，将译作置于边缘地位。从生物意义上来看，译作的生命必须依赖原作而得以存在，因为译文总是产生于原文之后，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摹本”。本雅明很早就从文本的历史性质疑这种贬低译作观点，他认为生命的范围并不是由“自然”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的，因为自然本身就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译作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它作为“自然的存在”，而是取决于它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新历史主义以此颠覆了原作对译作的权威，为解构主义消解原作中心论提供了历史视角。传统历史学声称历史就是“过去的永恒形象”，然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历史只存在于文本之中，绝对的历史“本原”是不存在的。新历史主义还打破传统历史主义的线性历史，强调历史的“断裂”和“不连续性”。揭示了历史解读的多样性。“断裂”说明译作的生命并非原作生命的延续，而是原作“后起的生命”，它不仅宣告了原作生命的终结，也宣告了译作生命的开始。所以，本雅明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只是一种“自然的关联”，文本的生命并不局限于生物意义的生命，而应该通过历史来理解生命内涵。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展示出一种“声名”，就在于它能够延续这种历史意义的生命㈣。所以，作品要成为传世不朽的名著，就必须不断地被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广泛的流传。 其次“文本的历史性”还给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找到了历史向度。“文本的历史性”说明译作与原作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节奏”，所以韦努蒂认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完全相同，它要经历一个不可避免的“去历史化”过程。结构主义那种客观的翻译观也是可疑的。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谁也不能成为超越历史的文本“本原”。尽管译者的意图是追求翻译的客观性，但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原文，“导致原文和译文之间缺乏连续性，甚至导致译文本身也缺乏连续性”。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历史化”的翻译，而归化则是一种“去历史化”的翻译。异化翻译可作为一种回归历史的翻译“伦理”抵抗归化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和历史一样都是对“过去”的“部分表述”，并对“现在”产生影响。文本的历史性揭示了传统历史学的“目的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矛盾：历史既要进入“现在”又要回归“过去”的矛盾说明了客观历史的虚伪性。那么，就翻译而言，绝对的确定性只能是一种理想，翻译要体现其确定性就必须回到“异域的”过去，并尽可能避免“本土的”现在的影响。因此“翻译只有在异化的情况下”，“历史化才能得以实现”。“文本的历史性”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历史学的视角。韦努蒂提倡运用阿尔都塞(L.Ahhusser)的“症状阅读”进行翻译批评，即将译本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把翻译实践与它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而不像传统理论那样单纯运用“忠实”、“等值”等范畴进行“非历史”的批评，因为“非历史”的批评容易产生“时代错位”。症状阅读在翻译批评中是一种历史化阅读，因为它可以厘清“异域的”过去和“本土的”现在之间的差异。 再次，文本的历史性还为文学作品的改译和复译以及经典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文本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不仅要关注“过去”还要进入“现在”，那么，翻译也必须针对现在的历史情境，因而译者有权对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改写”。所以，从新历史主义来看，文学作品的复译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文本的历史性说明文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而且在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各个层次打上历史的标记。所以，复译肩负着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超越，使来自异域的文本在新的时空里得以完善和继续；原来的译本可能由于时代的变迁，无法满足当代读者的审美期待，译者有必要对原来的译本进行重译，复译给文本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生命力。比如《格勒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复译，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林纾在序言中指明这是英国的讽刺之作，因主人公“痛斥英国而卒兴”，故希望译文能对列强侵略的中国也发挥相似的作用。但当今的译本考虑更多的是读者的特殊性和审美期待，《格勒佛游记》大多被作为儿童文学列入中学生课外书目。新历史主义还强调历史性赋予了文本丰富的内涵，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所以阿皮亚(Appiah)提倡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采取“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厚重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通过大量的引文和注释把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中”，让读者充分了解文本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阿皮亚认为美国学术界应对第三世界的经典文本采取厚重翻译，这样可以打破美国人狭隘的民族视野，改变西方文化优势论。 结束语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互为参照，可以对一系列翻译理论问题做出新的阐释：1、翻译哲学：突破了结构主义翻译研究的非历史倾向；2、翻译标准：没有规定性的翻译标准，它随历史语境的转变而变化；3、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翻译也有一定的创造性；4、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强调文本的“断裂”，消解原作的绝对权威。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学视角；2、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3、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新历史主义吸收了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等多种理论的精髓。但是新历史主义翻译观也有局限性：首先，它本身缺乏明确的指涉而不能充分融合各种理论，不能像女性主义那样形成旗帜鲜明的翻译流派；其次，它并非一种辩证的历史观，过分注重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否认翻译的客观性。总的来看，新历史主义发现了翻译与历史的共性，使翻译研究与历史研究可以互为镜像，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责任编辑 鄢 然